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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亚电竞被网暴了怎么办？对于受害者而言，提起诉讼是一条维权路径，但从实践看，要找到躲在键盘背后的网暴者，并非容易之事。

　　10月12日上午，南都在北京举办“数字经济治理论坛”第12期活动，多位来自高校、司法机关和律所的专家，就“如何拉开我们与网暴的距离”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王红霞提到，侵权主体众多、难以直接锁定，是当前涉网暴案件司法审判面临的难点之一。为此她建议，发挥人格权禁令制度在网暴治理中的作用，尽快就此出台司法解释——明确适用标准、针对主体和提起方式等，以便于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益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南都记者关注到，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作为防治网暴的一项举措，也被写入专门的司法文件中。9月25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要依法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及时制止网暴行为。

　　在喧闹的网络世界里，人们与网暴的距离似乎正在被拉近。有时仅仅因为一句争议的话、一个被指不够悲伤的表情，个人就可能遭遇铺天盖地的谩骂、持续性的网络攻击，甚至被“人肉搜索”。

　　随着社交网络不断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应用，网暴手段和侵权方式更是层出不穷。据王红霞介绍，比如有案件中出现“抽奖转发”“0.01元链接挂人”等新侵权形式，极大地助推了侵权信息迅速广泛传播泛亚电竞。

　　还有案件显示，部分网络自媒体、营销号、网络大V往往为了吸引关注度和流量，制造猎奇信息、挑起网民情绪或跟风炒作热点事件，引发众多跟帖评论进而引发网暴。

　　王红霞举例，有知名娱乐博主张某为吸引关注，通过其微博账号搬运、转载一篇关于王某学术造假、个人感情生活等内容的文章，当日即引发6372次转载、2.2万余条评论以及近66万次点赞，引发网络高度关注与讨论。

　　侵权人将线下矛盾转至线上的行为频发，也是这类涉网暴案件的一大特征。王红霞说：“比如常见的情感纠纷，侵权人往往为了泄愤在网络上公布他人私密照片，造谣，引发其他网民网暴。”

　　南都记者注意到，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公众意识的提高，不少网暴受害者选择诉诸法律维权。来自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涉网络暴力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从案件类型来看，涉网络暴力案件中民事案件占比最高。

　　作为一线法官，王红霞接触了不少涉网暴民事案件。在当天研讨会上，她重点提到了审理这类案件的一个难点问题，即如何查明实际侵权主体。

　　出于个人信息保护等目的，网络平台往往不会直接向网暴受害者提供涉嫌侵权网络用户的实名信息。为揪出戴上面具的“键盘侠”，受害人单凭一己之力基本很难做到，更多只能依赖司法调查。

　　据王红霞介绍，目前大部分社交账号都是通过手机号实名注册。为查询涉嫌侵权的网络账号的实际使用主体，当事人往往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进一步查明手机号的机主信息。该类案件显示，查明侵权主体耗时较长，影响受害人维权进程，也会拖慢诉讼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网暴行为的账号可能成千上万，这无疑也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比如在一些案件中，受害人申请法院同时调取的网络账号实名信息多达几十个，这意味着法官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成本，其难度可想而知。

　　结合审判、调研实务，王红霞表示，部分案件中相关主体在协助法院查明侵权主体时，存在提供信息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

　　实践中也存在，涉嫌侵权的网络账号提供的实名信息与实际侵权人不一致，网络账号使用域外手机号、虚拟号等进行注册的情况。部分案件中，涉嫌侵权的网络账号实名信息可能指向多名实际使用人，受害人往往对谁是真正的施暴者没办法进一步举证，可能导致无法锁定实际侵权主体。

　　南都记者注意到，当天研讨会上，也有律师提到“找不到人”的困扰，称有一次法院发函调取回来后的信息显示，涉嫌实施网暴的账号的手机注册者指向一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这与实际侵权人的信息完全不匹配。

　　王红霞进一步说道：“如果侵权主体已经没有查明可能性，相当于维权客观上就终止了。那当事人的权益怎么去保护？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空白。”

　　找不到被告，只是涉网暴案件的难点之一。在这类案件审理中，还需查明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是否能够指向原告，证明侵权行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后果，同时证明被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等等。

　　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如何破解网暴治理的难点？王红霞在研讨会上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从综合治理的角度落实网络账号实名制要求，降低受害人维权的诉讼成本；二是发挥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在保护网暴受害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据南都记者了解，《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对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作出了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这是一项旨在将救济和预防相结合的制度，在过往的涉网暴案件中，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在积极探索适用。今年8月，该院发布涉网络暴力案件审判情况报告，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在开庭前及庭审后持续通过网络账号以每晚定点直播形式公开发布大量涉嫌侵权的内容，并公开原告数位身份证号码信息。原告据此向法院提出人格权禁令申请，最终法院裁定被告立即停止在涉案账号中发布侵权内容。

　　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的首个人格权侵害禁令。据该院介绍，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他人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有可能给被侵权人造成难以弥补损害的，及时采用人格权禁令，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南都记者注意到，此次“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依法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及时制止网暴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禁令的申请主体、管辖法院、申请材料、审查组织、审查形式、认定标准、禁令形式、禁令措施等具体内容尚无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发挥效用。

　　为此，王红霞建议尽快出台人格权侵害禁令司法解释。具体到实施方面，她进一步表示，一般来说，人格权侵害禁令是针对侵害人的，但实际上通过查找侵害人，再向侵害人主张对其实施禁令，整个过程相对较慢。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是否可以考虑受害人针对平台提出禁令申请？

　　“即当事人以平台为被告，要求平台通过关键词屏蔽等方式，对相关网暴言论进行限制，这是否可行？”王红霞说泛亚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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