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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亚电竞翻开三十年代出版的《生活》周刊，依然有一种感觉∶新。思想的新，精神的新，时尚的新，行文的新。掩卷思之，传播媒体的生命力，还是深深植根于真实社会。当建设社会成为一个传播媒体的主干时，它就会从现实、历史以至未来中不断吸取营养，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传媒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主干的新闻，到社会脉搏的经济资讯、社会潮流的时尚、社会浪花的文娱体育，尤如百川汇流，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传媒已进入并包容下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传媒更是实现了将世界拉近到一个遥控器、一个鼠标的距离。当然，传媒也正在对建设社会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反作用，不仅记录着历史发展的步伐，也深深参预并强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传媒进入新世纪后的发展是更加迅猛。一方面，传媒有新闻资讯功能，也有经济交流、文化娱乐、社会道德等功能；另一方面，传媒既有产业的特点，又有社会道德精神的成分。在这种矛盾复杂的情况下，一些传媒出现一种凌乱、片面的不正常现象，有些还给社会带来不好的负面影响。传媒应该明确它的主要责任，就是在建设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新闻如此，经济交流如此，文化娱乐依然如此。要以建设一个科学、文明、和谐、富裕、幸福的健康社会作为自己的责任。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这其实也就提出了传媒以具体作品参预建设社会的理念。

　　传媒参预建设社会的形式，就是通过形成舆论力量。而这种舆论力量的形成，虽然还是以新闻为主要载体，但已开始超出新闻，经济交流、文化娱乐甚至时尚休闲都可能形成各种舆论，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同时，这种超越传媒本身的舆论力量，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从记者的采访，编辑部的编辑制作，到传媒的平台发布出去，从广义上说，还只是舆论形成的开始。真正形成舆论力量，还必须通过社会这一环节，传达到更多群众，形成舆论吸引力，又与具体生活相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趋向共识，这种共识又回传到上层建筑，反复的磨合、融会，清晰出来的主流。这种舆论力量反作用于社会，解决了问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传媒参预建设社会，价值的大小？作用的大小？在建设者中的地位？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的。《生活》周刊的成功，其实也正体现在它参预建设社会的努力实践中。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

　　传媒要参预建设社会，必然就要先进入社会的具体。《生活》周刊是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从而进入揭露当时的社会腐败、黑暗，从而高举起抗战大旗，从而宣传社会主义。这就说明传媒本身也有一个认识变化、提高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只能在进入社会的具体中所得。

　　社会是一片海，各个方面的百川入海才组成这一片海，同时，各个方面也正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一片海。这种改变是复杂又多方面的，但进步的方向是已经开始明确了的，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社会结构更加公平公正，人和自然更加和诣。这种进步，一定程度存在于形而上，更多的是存在于社会具体的方方面面、具体角落，更多地体现在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一是腐败、黑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然根深蒂固。二是处于一战后的调整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相对减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得到初步发展。三是五四精神仍在发挥影响。当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国共合作进行中国富强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失败后，被迫开始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从而推动、实施这个实践。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力量也在进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梦想和探索，这之中也包括传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努力和奋斗，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百川成海，最后共同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从《生活》周刊和邹韬奋本人的发展过程看，也正是经过不断地走进社会，在舆论传播所必须的社会互动、磨砺中，才不断认识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现实和明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方向，使自身也得到教育和提高。《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一是大量宣扬现代文明，介绍了大量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和思想；二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生活》周刊被政府查封。邹韬奋坚持媒体抗日救国、建设社会的责任继续创办《新生》、《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邹韬奋不幸患耳癌。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疼痛，赶写文章。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的申请：“请中国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传媒的作用和地位那里来？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媒体、一个普通的媒体人，发展为三十年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传媒和媒体人，《生活》周刊和邹韬奋的改变过程，其实也是参预社会建设过程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个民办媒体，而且起步只是普通的毫无影响力的小媒体，它后来所获得的强大舆论影响力和社会作用力，不是那个封的，也不是从天上自己掉下来的，而是成长在社会责任感的坚持和采编业务素质、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的。《生活》周刊扎根于社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传媒专业素质、水平，使它的成长是与民意对解决现实矛盾的主流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从而迅速成长为当时广泛、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核心舆论，也就是逐步成为建设社会的重要栋梁。在当时奔往延安、奔往各抗日根据地的许多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中，确实多多少少受到《生活》周刊（包括以后因查封不断变换刊名的）的影响。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这种作用不仅止于抗战的号召和集聚，还孕育着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梦想。许多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成长，走上革命道路，不一定是《生活》周刊某期某一篇稿件的作用，而是《生活》周刊长期坚持的建设社会的理念、探索的一种整体效果。

　　《生活》周刊在社会建设中起到了作用，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应该说，《生活》周刊对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念和实践，是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的。

　　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综合体，细胞是人。是人和人，人和自然不停地发生着关系，形成一种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互相作用的综合体。认识社会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从传媒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掌握认识社会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是传媒工作必须具备的基础，也是对传媒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生活》周刊的崛起并引领三十年代“杂志年”的兴起，在于它在建设社会的自我要求中找到实际的立足点和切入点∶这就是民生状态。《生活》周刊开始走进更大读者并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就是具体从体现在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求学就业、恋爱婚姻、娱乐休闲等各方面开始的。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剥削严重，不稳定性较强，帝国主义尤其日本侵略加大，社会存在一种迷惘之态。《生活》周刊成功的关键，便是从民生状态切入而又不拘于民生状态，在具体处都保持一种建设社会的高度。让读者看到希望，看到方向。

　　民生状态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最广泛的载体，也是最容易和受众产生互动以及形成舆论的具体的点。舆论以及在它基础上反映出的民意、形成的社会理念，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矛盾统一的全过程，从差距、差异、问题到形成基本共识，凝聚精神，共同解决问题，实现进步。具体地说，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存在于民生状态这个空间，这个进步，也必定体现在民生状态的具体变化中。传媒进入民生状态才是真正进入了社会，进入了群众。新闻工作在其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同时，它的舆论力也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越大，也就是它参预社会建设的程度越广、成就越多。

　　《生活》周刊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走向社会，走向读者。当时社会在求学就业、婚恋家庭、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社会化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困惑与迷惘。《生活》周刊就把这些体现在具体稿件采写编排中泛亚电竞。比如日常生活，提倡现代生活方式，努力倡导量入为出、合理有度、正当健康的理性消费和娱乐休闲；在求学择业上，主张工读自修，自学成才，通过“进德修业”，依靠个人奋斗努力开辟一条学业、事业成功之路；在恋爱婚姻上泛亚电竞，鼓励城市平民青年大胆冲破封建旧传统、旧礼教的束缚，勇敢追求个人婚恋自由自主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逐步形成了海派都市性、民主科学性和平民青年性三个特征。从单期单篇稿子看，可能是生活琐事。但从整体、连续看，就起到调适城市平民心理精神，导引其现代人格塑造，促使其政治觉醒的作用∶追寻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心现代人格塑造，关注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精神导向，对城市平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想价值取向乃至整个大众文化的积极的现代性转变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个基础上，《生活》周刊日渐转变成为左翼文化重要阵地。传媒关注民生状态，一是把人摆进去，深入到基层，到现场，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把自己也当成民众中的一员，有一个共同生活体验的空间。二是把心摆进去，冷暖共知，喜忧与同，心连在一起也就会有更多的相通。三是把传媒工作摆进去，真切感受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方向，真切感受民众的需求和梦想，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形成真正畅通、有效的舆论桥梁。《生活》周刊在当时破天荒开办了“读者信箱”、“ 小言论”等专栏；同时重视处理读者来信，征求读者意见，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工作。邹韬奋一直以为读者服务为信条，使《生活》周刊的编辑人员可以及时了解到读者的需求，及时与读者交流，有效地在互动中培养了热心追随的读者群，有部分读者如艾寒松、陶亢德、杜重远等还从热心读者摇身变成了《生活》周刊的撰稿人。

　　1927年到1937年，贫富悬殊，民生限难，《生活》周刊创刊时，每份的售价是三个铜板，由于《生活》周刊的读者群主要是社会底层平民，所以经营艰难，还是经过多次价格的修改，直到1932年，调整为“全年五十期连邮费一元五角，国外四元，零售每份三分五。香港、澳门、九龙二元五角。邮票代价九五折”。 在媒体知名度、影响力全面大幅提升时，《生活》周刊坚持体谅民生，为社会作出榜样。

　　三、从《生活》周刊的发展，看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和社会促进媒体发展的辩证关系

　　传媒是一门科学，也是参预社会建设它所特有的一种手段。传媒工作所产生的正确舆论引导，对社会建设产生的作用和效能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

　　从科技和传媒自身的发展看，三十年代，是传媒走向现代传媒的一个关键时期，技术上电子技术缩短传播空间，许多现代传媒理念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成熟。《生活》周刊正在产生在这一时代，受到西方现代传媒的很多影响，同时，也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着自己的努力探索、实践。

　　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在具体的事物中，如何去做？怎样做到？必须经过作用具体事物、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个过程。传媒工作也就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并实现传媒价值。这就也要求传媒工作者把握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深入到真实的民生状态，去引导舆论，建设社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只有这样，传媒才能有更多的受众、更高的权威、更大的影响。传而广之，集而为力。舆论之力也在于集，在于社会上下形成共识的最大化。从《生活》周刊的核心内容来看，《生活》周刊有过从正常的参预社会建设转到以抗战为核心的过程。这种转变泛亚电竞，更加强化了它的社会责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生活》周刊被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在流亡过程中，他苦苦探寻“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1935年，邹韬奋回国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的思想变化也体现在这本新刊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如果说，《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周刊以及《大众生活》周刊又被政府查封后新办的《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在传媒形式意义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它的核心内容，也有一种传承，更有一种发展。这是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基本是重合的。应该说，《生活》周刊的生命力和社会作用力也正是在这一上面。《大众生活》周刊和以后的各种改版，逐步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在中国的帮助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进行抗日救亡这一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大众生活》周刊（包括以后的各种改版）仍然坚持建设社会的责任和理念，在一个更高高度，将它们结合。在抗日根据地，邹韬奋继续进行采访，写下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文中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到这时，可以说，传媒和邹韬奋本人都已经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这个建设社会的目标更加明确，他们的激情更加迸发，传媒本身也成为当时中国走向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传媒是现实舆论引导形成的关键平台，也是历史的记录者。舆论引导的重任，注定要求传媒工作参预建设社会要从单纯旁观者变成探索者、鼓吹者、实践者，是在之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外完全脱离。同时，以一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来认识事物，从普遍的庞杂的民生状态中发现社会进步的脉络，也是对传媒工作更高的要求。但这也一定存在于探索、鼓吹、实践的过程中，并作用于这个过程。身在其中，思越其外。这就要求传媒工作认识社会既要深入其中实际，尤其要在此中与群众坚持、保持一种血肉联系；又要尽量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认识社会。传媒工作就要坚持整体的、联系的、变化的唯物论认识观，从社会建设整体的高度去认识具体的事物，发现变化的脉络、问题的症结、发展的方向，准确把握立场、分寸和理性；从社会建设相互联系的思路去认识具体的利弊是非，寻找解决问题关键节点和科学的度；从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变化的角度去寻找新的办法、思路，去适应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记录历史，兆示未来，推进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本身也得到锻炼、提高。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年全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8年，《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又创当年全国刊物发行量新记录，有力地推动了爱国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媒的技术手段和形式在不断变化更新，从文字纸质到电子手段，到电脑多媒体时代；传媒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展变化，也就是随着传媒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应该去传播什么？传媒价值在那里？如何去体现？这个认识和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将是传媒工作永远面临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传媒能否担当起这个重任？成为实现这一中国梦的鼓吹者、参预者、推动者，这也是传媒在当今中国的价值核心和努力方向。在这之中，《生活》周刊当年的探索和努力，以及它的舆论影响力和社会作用力的形成过程，依然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