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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亚电竞摘要：以“改变世界”、最终解放全人类为根本宗旨和神圣使命的马克思哲学，在理念创新、主题转换、范式变革等意义上，坚持以“社会化的人类”实现对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超越，确立了以先进制度为载体的“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分析范式。借此哲学范式展开对启蒙现代性之抽象的“理性自由”观系统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上实现了以现实个人之自由全面发展为根基的“实践公共性”逻辑创制的革命性转变。它为人类文明承诺了一种基于自由、自觉、自主的劳动实践基础，依托“自由人联合体”,不断实现公共价值现实化的美好生活理想愿景。此一努力所彰显的，是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之鲜明的理论特质、实践品质、历史性担当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文明的天性。公共价值共识基础上的美好生活追求，表征的是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特质，是人类生存、发展与进步不竭的内在动力。着眼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特定历史实践和发展的具体形态，不难发现在应然性、规范性意义上，贯彻、渗透其中的一条主题性线索，正是对于公共价值信念与美好生活理想之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美好生活的理念与实践，一定是基于对某种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公共价值集体性认同的结果，是以特定制度共同体的方式对于此种价值的不懈追求和坚定践履。

　　正确理解公共价值，提供了人类美好生活所以可能的最为基本的理念和原则，规定了美好生活的性质、内涵、限度、边界和方向。公共价值是美好生活规范性理念的支撑和诠释理据，而美好生活则是公共价值信念的制度性实践。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作为马克思哲学变革与发展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其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鲜明标识，体现的是这一哲学的内核和高远境界。关涉此哲学理念深层关切的宏大主旨与合理性真蕴，规定着其范式创新的理论特质、价值目标和实践方向，启示并引导着人类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公共价值的有无，以承载着其相应价值诉求的特定共同体的存续及其生活为前提。“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建构，作为对于既定现实的超越性期望，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就二者关系而言，原初形态的美好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性的公共价值，由特定共同体提供并为其成员所认同和接受。近代启蒙运动是个人觉醒、个体理性无限张扬、个体价值强势确立并不断扩充其空间的时代运动，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价值遭遇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私人化生存逻辑严重扭曲的过程。启蒙现代性的实践，伴随着原子化自由个人与共同体价值的严重分离，及其个体生活信念的私人化与全面异化后果的发生。

　　以俄国当代著名学者斯拉文之见：“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历史雏形。”事实的确如此，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所有城邦共同体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某种善而建立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者政治共同体。”

　　在理念和范式意义上，从古希腊开始到马克思哲学诞生之前，欧洲思想家有关此一论题的认知、理解，集中表现为两大基本形态：一是基于“公共善优先于权利”的信念，如希腊美德伦理学所主张的“德性本位的美好生活”观。阿伦特指出，“至少自古代城市国家产生以来，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应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希腊人对于“价值”与“生活”关系的理解，是以“公共领域”为参照的。依亚里士多德之见，为希腊城邦所认可和推崇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神性规约的“自足”形态的生活（通过对超验的神圣世界的沉思获得），也包括来自共同体的规范所规约的“德性”生活（在世俗的城邦共同体中以公民身份践行正义等获得）。在这样一种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范式中，城邦确立的公共价值与公民个体的美好生活信念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公共领域所内蕴着的“公共性”与共同价值，外在地规定或者直接就是城邦公民日常生活的信念，此乃城邦共同体得以存续、繁盛的深厚根基。二是近代以来启蒙现代性依照自由（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基于个人权利优先于公共善信念所确立的“权利本位的美好生活”观。近代社会是一个普遍契约关系取代身份依附关系的“个体化”的社会。个人权利是否实现，利益是否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成为评判美好生活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生活价值观念承认每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近代政治制度在理念和实践上，也对这种开放性、多元性的生活信念持一种肯定、默认和赞赏的态度。近代以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和“道德”的分离，以及自然法权作为现代国家合法基础的确立，导致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发生裂变。公民个体的美好生活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事情，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并不天然代表也无法为所有公民提供美好生活的指导，“美好生活”追求不再具有任何政治的或者公共价值的意义。现代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普遍性、整体性意义上的公共价值的疏离，导致个体生活价值的无根化、个体化、离散化。对此，麦金太尔指出：“价值行为者从传统价值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价值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各个价值行为者都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的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由此，价值的私人化，即从个体自我的角度对价值作出独立理解和诠释，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摆脱了价值问题上的抽象情怀，把凝聚着人类生存之全部意义和追求的、内涵丰富的“价值”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整全性“生活”本身完全“现实化”（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对于财富的无度攫取和贪婪占有）了。在这样一种狭隘功利化的情景中，价值就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权利，价值就是追求、创造、实现、占有财富的能力，价值就是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生活方式的可能。由此，资产阶级个人意志及其私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获得确证，而从事真正生产劳动和财富创造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其对于美好生活的吁求，却完全被忽视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作出了对“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合理论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受资产阶级自由个人主义话语权的强势主导，公共价值的理据与美好生活的实践采取了一种抽象的形式。其依托的是体现资产阶级生存意志和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话语逻辑和诠释范式。黑格尔以清醒的历史理性意识指出，市民社会由于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绝对“自利性”，必然会被以“普遍利益”面目出现的政治国家所取代。首先，黑格尔指认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反公共性本质：“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马克思非常赞赏黑格尔的这一论断，并作出新的修正和诠释：“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显然，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无数利益相互冲突的自利性个体的一个松散的聚合体。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共同体成员赖以结合的根基。其次，黑格尔发现并充分肯定了“劳动”在催生以普遍联系为特征的社会公共生活出场中必不可少的中介作用。劳动是现代社会个体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本生产活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产生了个体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依赖以及相互满足的需要，从而导致了促使一种普遍联系的生活状态客观上取代了自然状态。黑格尔指出：“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劳动是现代政治国家得以产生的桥梁。以黑格尔之见，现代政治国家所以是公共价值的最集中体现和公共生活演进的最高形态，政治国家作为“伦理观念”的最大现实，是以普遍性的形式，天然地整合了市民社会的个体的特殊性需要和私人目的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表达了自己具有时代高度的识见：“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中保持着这个统一。”

　　黑格尔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所体现、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所确立的社会生活样式的合法性，以及据此所作的完整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辩护等，本身是大可置疑的。斯坎沃茨评价指出：“马克思对公共和私人领域分裂的批判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它造成了个体公民生活的分裂和分离，使得他们的生活无法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被不公正地分割为各种社会阶级，被划分为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等级。”现代社会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理论证成与实践探索，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的结果，使得资产阶级共同体之社会的、公共生活形态中，共同体的内部各成员之间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只是一种从形式上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貌似合法性的协定，并且协定的主动权也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手中。

　　德国社会思想家滕尼斯指出，前现代社会，个人的私人生活完全以共同体的社会为中心，共同体的价值目标规定着个体的价值取向，个体“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自己的价值是群体精神中价值的组成部分。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变成“只是投在个人身上的价值之和……或者，说得更简单些：‘社会’——恣意的、人为的、基于诺言和契约的人际关系取代了‘群体’及其结构。”现代社会表面上“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况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在价值观上所强调的，正是这种与共同体分离的“原子式”个人主义，以及“私有化现实” 的生活信念。

　　与共同体价值疏离的结果，使得一切从个体偏好和自由意志出发，确保自身利益优先性和最大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信条，包括社会在内的一切共同体形态，只是理性、自由、独立个体的一种被动的机械的“聚合”。结果，本来只是在社会经济生活适用的“效用”和“功利”原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成为世俗社会中芸芸众生生活的全部意义之所系。如此，“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他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针对近代价值异化现象，当代著名美国哲学家多尔迈作出了尖锐批评：“自文艺复兴以来，主体性就一直是现代哲学的基石……现代主体性往往培育着一种别具一格的个体主义。它不仅把自我作为理论认识的中心，而且把它作为社会政治行动和相互作用的中心。”个体主义的理论和价值目标体现在，不仅将全部社会历史，甚或整个人类伦理文化和道德实践领域，都试图逻辑地统归于“个体理性”，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为异己的力量，在主宰、征服、统治它们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和维持。多尔迈指出：“在解放的历程中，人遭受了与人的世界相同的命运，对自然的统治蕴含着社会的统治”，“人类努力降服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降服人的故事。”人的理性在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凯旋中，正使自己日益沦落为实证科学的奴隶，沦落为单纯的工具，“等同于抽象的运算，即一系列用来对任何选择对象进行公理化的运算规则。”工具理性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科层制度”，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个体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沦为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无足轻重的螺丝钉。

　　近代社会、近代思想文化理论有关社会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设计和展望，是狭隘的、短视的。在一个私人利益本位的共同体建制中，所谓普遍的人道期望和公共性关切完全是一句空话。哈贝马斯的批评一语中的：“在哲学曾相信自己能够确保自然和历史整体的时候，它曾支配那一据称固定的范围。个人和共同体的人性的生活都须把自己嵌入其中。宇宙的建立和人的本性，世界史的与救世史的各个过站,都曾留下包含规范的情形，它们看起来同样给正确生活提供了各种启发。‘正确’在这里具有生活所值得模仿的一种样本所具有的意义,不管它是对个别人的生活,还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启蒙现代性是成长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事业，受这一阶级的价值观念支配和主导。这一价值观主张，“社会”、“国家”等都是虚幻的，没有实在性可言。因此，没有也根本不存在所谓脱离个体自我利益追求的所谓“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本真形态和内在性意义，只在于个人自身。由此，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公共价值与生活信念大获全胜，新的“文明”被按照“私”的逻辑所规制。一种价值观念合理与否，与此价值观念相适应的生活形式是否具有正当性，最终的评判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促进、增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

　　二、“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实践证成逻辑：马克思哲学理论主题之应有之义

　　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无疑是马克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哲学所坚持的公共价值，着眼的是总体性意义上，人类历史实践的结果对于全部历史本身以及作为社会历史主体自身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指向一种合理性意义上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期许。马克思实践的公共哲学视野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在内在旨趣上是相互因应、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实践，一定是受合理价值观念所引导的。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是人的历史与实践活动主动的、积极的自觉建构的产物。在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内，它表达的是以实践的、社会的方式存在的人类共同体基本的公共需要的共识与满足。社会历史主体通过参与公共价值的发现与美好生活的创造，确证并体会到了共同体与个体存在的真实的根基和依托。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所要确立和实现的最核心的理念在于，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一种公共性存在。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论究其动机、还是就其最终结果而言，都是在创造和拥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公共财富中，实现自我价值，享受自由、自主的美好生活，此乃人自身之终极存在意义的彰显。在这个意义上，公共价值所彰显、追求和坚持的，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公共性特质、品质和境界。人类公共价值，一定是人类共同生活中的美德，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关系中所确证的生存之真、善、美的积淀和体悟。一部人类发展史，在制度文明的意义上，就是人类以合理、正当的方式寻求、捍卫公共生活的真理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确立“公共”、“公共性”在人类生存、生活中最深刻、最确当、最毋庸置疑的前提这一事实，并非易事。认识到、承认人类生存和制度性事实的公共性特质是一回事，而在现实中始终以公共精神和信念对待强大的私有化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观念史的逻辑昭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类合理性生存的正当性根基，所表征的是人类思想、理论、制度和生活的公共性品质。黑格尔指出：“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成私人艺术来研究，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核心旨趣的马克思公共哲学，对于资产阶级“私有化现实”的实践性变革是深刻的。依照马克思所确立的人类公共性生存的实践逻辑，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指称和现实吁求，绝非一种脱离现实、超越历史阶段的乌托邦愿望，而是必然有着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内容和规定的。经典作家在社会价值问题变革上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其一，人类的历史在何种意义上是、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种公共性的历史？历史何以能够依照公共性的本质不断澄明？其二，人类一切形态的实践何以能够确保始终是发现、创造、实现和拥有公共价值的实践？其三，人类的生存与生活何以是依循公共性价值信念而展开的过程？如此一来，确立关于现实世界的“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诠释方式，马克思哲学面临着对于三大理论和实践难题的艰难应对、合理回答与恰当的解决方案等，这三大历史性、时代性难题分别是：资本与所有制的批判、劳动价值的捍卫、普遍平等与正义原则的守护。

　　确立“公共性”为马克思新哲学之理论内核和实践观照的逻辑，并非没有任何确当性理据的“空穴来风”。以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之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最高利益诉求，旨在以先进、科学的理念和彻底的革命行动改变不合理现实的马克思新哲学，其突出的内在性特质和独特的价值主张，就是公共性，马克思哲学所确认的价值就是公共价值。马克思哲学的公共价值不只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制度的，具有根本性和革命性。无论从理念深度、根本内涵还是语义旨趣等方面看，公共价值所呈现的，都是人类价值实践演化的高阶形态。其直接的理论关切，是实践的、社会的，而此一价值的主体和载体，也只能是肩负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由此开启、开创了以公共价值理念引领、实现美好生活的文明新时代，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哲学之公共性信念和公共性品质的确立和证成的过程，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初心和灵魂。马克思哲学堪称公共价值的典范和集成体，其所指向和标明的，就是作为新历史理性之鲜明特质的美好生活的理想。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程，必定贯穿着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求索这一条主线。

　　马克思哲学中有关于“实践公共性生存逻辑”的美好生活范式主张，即美好生活是在人类组织化、制度化生存与发展实践中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抽象的有关美好生活的统一标准和模式。美好生活的样态，因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历史、传统、制度和思想文化情景，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相反，资产阶级社会有关主体与世界的价值关系范式内，价值与生活只是眼前的事情，无关乎未来，无关乎人类总体性生存的意义深度。因此，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史，其实就是一部欲望引导下的享乐史。马克思哲学确定了公共价值实践基础上美好生活的基本理念和努力方向。一方面，公共价值是美好生活的本质（和正当性理据），美好生活是公共价值的载体，实现美好生活是人类最大的公共价值。人类是一种公共性存在，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实现美好生活，就是公共价值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在更为核心、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自主创造、实现和拥有公共价值的唯一合法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这个阶级代表了公共性实践的正确方向。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阈中，公共价值指称的是一种“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旗帜鲜明地坚持劳动本位基础上公共价值美好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代表着马克思哲学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与人性自主进化，以及总体性的文明境界提升之多重关系合理性诉求的新的视角、新话语范式。其深远意义在于，一方面，一部曲折和复杂的人类演进史，就是奠基于以优良制度求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公设，艰难地寻求公共价值正当性存在与合理出场、实践方式的过程，是不断扩大、增进公共价值总量中逐步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美好生活观坚持认为，属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质上理应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一切公共价值的产生，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其最深刻的根基都在劳动之中。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本体，劳动包含了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冲突的一切奥秘，劳动创造、提供并实现了美好生活的一切。

　　首先，人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人改造对象世界的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首要前提，是人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对自己现实的社会性、主体性本质的创造和自为拥有。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都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就是怎样的。”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财产私有制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决定了工人的劳动却处处表现为对自己的否定：“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产生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这样的劳动和扭曲的社会关系为工人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畸形的生活形态和痛苦的体验：“他的活动由此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不仅如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蜕变为纯粹的相互利用的“手段”、“工具”关系泛亚电竞，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欺骗和谎言：“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在这里，掠夺和欺骗的企图必然是秘而不宣的，因为我们的交换无论从你那方面或从我这方面来说都是利己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利都力图超越过另一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设法相互欺骗。……如果身强力壮，我就直接掠夺你。如果用不上体力了，我们就相互讹诈，比较狡猾的人就欺骗不太狡猾的人。就整个人关系来说，谁欺骗谁，这是偶然的事情。双方都进行观念上和思想上的欺骗，也就是说，每一方都已在自己的判断中欺骗了对方。”经典作家指出并深刻剖析了上述现象产生的私有制根源：“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毫无疑问，由私有制所决定的全部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必然存在着普遍的劳动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自我肯定，而是自我否定。工人创造的越多，失去的越多，“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同步发生的”。在一个完全不自由的强制性环境中，工人的生活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称不上是快乐、幸福、美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共同体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工资的平等的共同体。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如此，“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资本意志、资本利益所主导的国家共同体，自由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一方面，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所实现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于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依附性和被支配性地位，因此，这一共同体愈是不断发展和完善，力量愈是不断强大，其伪公共性、反公共性本质就暴露得愈是充分，工人阶级所受到的限制、压迫、剥削等愈是增加，工人的自由愈是遭到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剥夺。上述事实表明，近代以来，现代性价值观念所建构的市民资产阶级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

　　其次，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和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并非一种空洞的主观理性悬设和承诺，它本质上是人之为人的公共性特质的自为证成。经典作家以实践的、历史的公共性分析视野，对于社会历史的三大形态、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以及“每个人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中，人类公共意识、公共价值以及公共生活发育的水平和自觉程度，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依马克思之见，“人的依赖性”阶段，个体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强大的自然必然性和人身依附性等的束缚，完全服从于血缘、地缘、等级等初级共同体的限制，“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共同体中的个人虽然形式上在场，“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此一社会形态中，公共性因素极度稀缺，个体生存与生活缺失主体性和能动性，快乐、幸福、美好之于个人，是一种非常遥远的悬想。“物的依赖性”阶段，其对应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在此一阶段，市场化体制、资本逻辑、普遍交往关系的强势确立，个体表面上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和（等级）人身依附，进入了“契约关系”本位的社会，但是却带来了新的“物役化”，即马克思所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马克思之见，“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显然，个体与共同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的非自主性之所以出现，在于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理念，完全是资产阶级理想和意志的表达与体现，资产阶级个人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公共性尺度。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自由个性”阶段，是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实践的高级、完善阶段，此即马克思所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此一阶段，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私有制被消灭，限制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强制性分工已经消亡，人克服了自然必然性、社会必然性（资本逻辑、商品货币关系）等的奴役。经典作家指出：“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于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上不难看出，人类历史进程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实践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演进，包含着人之成长为人的过程中，公共性理念的普遍自觉、公共性品质的确立、公共性精神境界的逐渐养成，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社会之合理模式的前瞻性建构，并为此找寻到一条扬弃这些悖论和冲突的道路，即革命。

　　最后，在人类历史不断由“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意义上，一种可欲、可期的现实的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完美形态，在于真实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达成与实现。对此，马克思有充分的理智判断和觉识：现代社会“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事实也正是如此，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因其崇奉原子化以及追求个人之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因此是一个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信念迷失的过程。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泛亚电竞，受技术引导、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逻辑规制，社会共同体之公共性品质遭遇全面解构，社会的价值逻辑逐渐让位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利益导向过程。正如经典作家所说：“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构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在这样一种“虚假的集体”中，个人受制于客观的“交换价值”的统治，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对于此种现象的批判，马克思可谓一针见血：“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马克思寄希望于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分工，整个社会首次实现按需分配的未来社会。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劳动才真正恢复为人类生命存在和生活的“第一需要”，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实现了完美结合。“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基于其所发现和确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革命性逻辑，作出了新的畅想：“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有在这种真实的共同体中，“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社会消灭了人与人之间因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性所产生的相互对抗的性质，财富、价值共创，平等、正义共生，人际和谐互融，惠益繁荣共享成为这个社会的关系新质态：“（1）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本质。”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之间才真正实现了彻底的一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泛亚电竞。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深刻地勾勒了被正确理解了的新质“自由人联合体”之共同体形态的前提性条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公共价值基础上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前提条件之一，在于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类普遍的自主的交往关系成为可能和现实。前提条件之二，联合起来的个人，制服了资本的逻辑，让生产与生活完全受自己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支配，真正成为自己生存与生活条件的主人。前提条件之三，公共价值基础上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和最理想境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实行的是新的“社会所有制”，个体剥脱了对于虚假的共同体的依赖，克服了“自然必然性”、“社会关系必然性”以及“自我必然性”等诸多桎梏，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个体之生命活动自由展现和个性价值的实现。

　　三、“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关系的时代性诠释：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时代“共同价值”观的普遍性意义

　　与人类公共价值信念相关的美好生活是一个内涵并不确定的概念。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以及美好生活的实践，无疑是基于对某种合理的价值观念认同的结果，是以特定制度共同体的方式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践履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被正确理解了的价值观念，规定了美好生活的内涵和边界。公共价值与人类公共福祉有关，是一种普遍意义的权利保障的体现。人的共同主体性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真正自由自觉的主体只有在彻底消除了使人类分裂和对抗的社会根源之后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以先进、优良的制度共同体的正义性实践推进公共价值和美好生活事业，在当今时代面临着巨大难题和挑战。

　　人类生存的公共性逻辑，关涉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几乎所有的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实践。在人类的历史、制度与思想文化实践中所生成和确立的价值，所表征的是公正本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意义上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总体性逻辑。人类文明公认为是“价值”的东西，几乎包含了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一切。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未被满足或者缺失，价值都可能是有缺憾、不完满的。不仅如此，既然属人的一切类型的价值都是理性设计的结果，那么人性、人的活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活的非完满性，决定了人所吁求的价值自身注定是有缺陷的。迄今为止人类一切价值方面的努力，都是朝着改善、圆满化这一目标而不懈前行。2019年5月15日，习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所发表的主旨演讲中，通过回顾人类过往历史、展望世界未来，提出并深刻阐明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刻哲理，贡献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在文明转型新时期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理想指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和努力方向。公共价值是制度化实践的“公共理性”共识，指向人类共同福祉，旨在变革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生存实践自我约制的内在尺度。其一，经济发展公共性。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和满足的人性尺度，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经济规律。资产阶级经济本质上是自利的经济，其实践的结果带来的是生态、世态和人的心态的多重失衡与紊乱，是生存价值的扭曲与生活理想的迷失。其二，政治制度与实践的公共性。制度公共性考量的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艺术。优良制度所促成和保障的，就是公共性实践的目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捍卫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权益，这种政治生活形态本质上排斥、限制无产阶级，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夺。其三，人类生活形态的公共性。现代人类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公共性信念、公共性实践以及公共价值等遭遇新的全面、深刻解构的时代。现代西方社会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出现的“公共价值”的丧失，引发了普遍的公共生活冷漠症，作为公共权力之代表的国家无力为人们承诺并实现公共价值。显然，公共价值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人有关美好生活观念的危机。人们生活在一个因文化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观念持续冲突的复杂情境之中，不同性质的制度与差异化生活方式的并生共在，使得人们对于价值的理解和评判上很难统一，公共价值基础上的美好生活实践遭遇深刻难题和巨大挑战。以麦金太尔之见，“现代社会把每个人的生活分割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重构新的制度与文化公共性信念，从而为一个公正、和谐的“美丽世界”与自由、自主的“美好生活”提供确当性的公共价值诠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最大挑战性的智识性难题。

　　在学理性审视意义上，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之诠释范式及其所体现的思维智慧进入到马克思哲学理论视野，是中国社会迈向21世纪以后的重要学术事件。当今时代，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本逻辑以及技术进步的结果，的确带来了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以及普遍的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改观。但是这样一种结果带来的并非所有人生活境遇的普遍提高，而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和专利。这样一种非公共性逻辑默认“一部分人极度富裕”与“一部分人赤贫”是一种不应谴责的应然。至少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面对威胁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主要包括生态危机、自然灾害、能源紧张、核威胁、恐怖袭扰、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极权政治，以及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发展不均衡、贫富悬殊、价值失落、道德滑坡、生活无意义感等），国际社会在日益加深的生存困顿中逐渐意识到，人类的集体行动之所以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人类日益加深的自我迷失背后，是缺少一种共识意义上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共同的“公共价值”。

　　面对上述全人类层面普遍的公共生活困境，一方面，从国际知识界、思想界来看，不乏前瞻性的睿智识见和理智应对方略，譬如乌尔里希·贝克基于对“风险社会”的深刻分析，以及关于重塑现代政治的主张。贝克强调复杂多元社会中，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力量在协商平等基础上积极参与对话，以实现一种交叉控制的“生产性政治”。而哈贝马斯有感于“系统世界”（以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形成的系统为基础）对“生活世界”（以个性、习俗、情感、闲暇等要素承载的具有个性化、感性化、情感化的现实领域）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殖民化”，提出了以“交往理性”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合法性，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支配权，重建生活与系统之间的平衡和积极互动的识见。另外还有罗尔斯基于“重叠共识”基础上的所谓全球正义理论的新主张。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的机构、组织通过不同形式，不约而同地走进公共性，全面反思以往人类种种冲突背后的根由。所有这些努力，旨在改变因私有信念的扩张、膨胀所导致的人类公共性生存与生活秩序被威胁的窘境，改变旨在维护、捍卫某些超级大国霸权利益博弈所形成的不合理的国家关系秩序，创建一种共同体层面人类共生、共在、共享的新的全球公共性社会的格局。现代社会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重要场域，依然主要在于以“公共领域”面目出现的“公共生活”。但不幸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由国家和政府共同主宰和承载着的公共生活，无论在理念还是在实践上，都捉襟见肘，无法为公众提供一种理想的、健全的可接受的形态，由此深陷一系列困境之中。以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为例，至少从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等窘境，作为“拯救和重建公共生活”的努力，西方知识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公共选择学派在内的制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他们在试图为政府私利性提供正当性论证的同时，致力于共同探索“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试图在更高层次的、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公共价值”的框架内，审视人类公共生活合理性根基，但结果并不如人意。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提出一个能够从根本上遏制公权私用、腐败所导致的公共生活异化的世界性方案。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离，使得在普通民众眼里，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生活不过是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而已。公权力的私人化关注私利满足，疏于公共利益，必然使“公共”生活愈来愈成为内容单一、意义贫乏的狭隘“公众”生活。

　　当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当今时代，上述情形开始有所改观，技术进步、市场化体制活力释放等所带来的财富日益丰裕，尤其是新全球化客观上所造成的文化多元化（实质是价值观念和模式的多样），促使了本质上服从于公共价值逻辑的“类本位”生存与生活信念日益觉醒和自觉。不同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冲突中寻求理解、交融和共存、共识的客观事实，使得全球社会的不同主体深刻地感受到，以“平等”、“尊重”、“承认”为前提的“开放”、“融通”、“团结”、“合作”等，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为共创、共享、共赢的实现提供了无限可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秉承“制度公共人假设”的各种地方性的、全球性的“以自愿求公益”的共同体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由政府单一提供、安排和外在约束的公共性、公共价值，以及政府作为公共生活形制唯一合法主体的公共理性预设信念，因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私人逐利性和自我治理权益，无法充分调动、激发公民个人参与公共生活实践的积极性，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祛魅和解构。非政府组织的理念、实践和行动模式提供了一个依托公共价值实现美好生活的典型个案。这表明，在一个关系“多极化”的依旧不平等的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内部以及之间基于生存本位、生活优位理念，作为全球公民主体之坚定、有力的内心“自我认同”，重新回归公共生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多元性自治的公共生活的新模式，正在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张力空间的可能与现实。

　　当今社会，几乎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个时期内普遍面临着不被正确和恰当地理解的发展观念及其实践结果。由于急于摆脱落后和不发达的现状，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名义下，将“增长”等同于发展，以“生产逻辑”挤压“生活逻辑”，不仅导致了程度不同的环境破坏、能源浪费、食品安全隐患以及日益加剧的日常生活的焦虑与不安，而且整个社会的物欲化、资本化、世俗化强势扩张，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价值观念盛行。个体生活自身愈来愈丧失本有的协调和整体性，放弃了对于审美、自由和理性的自主性追求，随着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感性化（庸俗、浮躁、个体性、非理性、弥漫性以及当下感受性）而日趋同一化。

　　公共价值的创制与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索，是对人类普遍共享的共同价值与优良生活信念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超越。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全球视野和整个人类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人类整体性生存利益最大化的普遍福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超越性且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以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理解框架和价值诠释方式，重构一个以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为新范式的和平、正义的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公共性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制度，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实践自身，无疑是对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和现实践履。从中国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以及中国理论的探索和实践创新，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获得全世界的尊重与认同，正是因为其遵循以公共价值求取美好生活的逻辑，对于文明人类之历史前进方向的引导，对其生存与生活新形态的塑造。进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文明新形态创制和引领的意义上，深切关切因技术变革、资本逻辑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新变迁、新趋向。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和气度，在一个依然生活在“霍布斯丛林”法则中的并不平等、并不美好的国际社会，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懈地坚持以公共价值求取美好生活的实践，向世界贡献着属于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兼具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智慧、方案与努力。这其中，无论是从“地球一家”、“人类一体”之宏阔视野着眼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倡导，还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实，心怀全人类共同福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以及“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其所遵循、其努力目标所向，就深层逻辑而言，无一例外，都是围绕“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而展开的。

　　站在人类文明伟大转型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无论从当下还是长远来看，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全党、全社会在有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问题上，达成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体而言，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生态与环境成本，已接近或超出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的边界）；二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导致一定形式的发展的“正义焦虑”。同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不完善、技术水平创新不均衡等的短板；三是发展效益上社会保障水平不充分（即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均等化程度偏低）。上述问题不解决，美好生活的愿望就无法落到实处。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社会公共价值优位、公共利益优先的根本原则，分别从“经济—物质生活”、“法治—政治生活”、“社会—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权益”等多个方面，作了深刻论述和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中国民众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通过全社会的集体努力，在经济生活方面，“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在法治建设与民主政治方面，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管理、政治监督等相关政治权利得到保障；在社会民生方面，通过实现共享发展，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提升；在生态建设方面，通过绿色发展，营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美丽中国”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