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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亚电竞原标题：从《生活》周刊的发展，看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和社会促进媒体发展的辩证关系

　　传媒是一门科学，也是参预社会建设它所特有的一种手段。传媒工作所产生的正确舆论引导，对社会建设产生的作用和效能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

　　从科技和传媒自身的发展看，三十年代，是传媒走向现代传媒的一个关键时期，技术上电子技术缩短传播空间，许多现代传媒理念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成熟。《生活》周刊正在产生在这一时代，受到西方现代传媒的很多影响，同时，也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着自已的努力探索、实践。

　　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在具体的事物中，如何去做？怎样做到？必须经过作用具体事物、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个过程。传媒工作也就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并实现传媒价值。这就也要求传媒工作者把握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深入到真实的民生状态，去引导舆论，建设社会泛亚电竞。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只有这样，传媒才能有更多的受众、更高的权威、更大的影响。传而广之，集而为力。舆论之力也在于集，在于社会上下形成共识的最大化。从《生活》周刊的核心内容来看，《生活》周刊有过从正常的参预社会建设转到以抗战为核心的过程。这种转变，更加强化了它的社会责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生活》周刊被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在流亡过程中，他苦苦探寻“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1935年，邹韬奋回国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的思想变化也体现在这本新刊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

　　如果说，《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周刊以及《大众生活》周刊又被政府查封后新办的《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在传媒形式意义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它的核心内容，也有一种传承，更有一种发展。这是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基本是重合的。应该说，《生活》周刊的生命力和社会作用力也正是在这一上面。《大众生活》周刊和以后的各种改版，逐步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在中国的帮助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进行抗日救亡这一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大众生活》周刊（包括以后的各种改版）仍然坚持建设社会的责任和理念，在一个更高高度，将它们结合。在抗日根据地，邹韬奋继续进行采访，写下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文中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泛亚电竞，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到这时，可以说，传媒和邹韬奋本人都已经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这个建设社会的目标更加明确，他们的激情更加迸发，传媒本身也成为当时中国走向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传媒是现实舆论引导形成的关键平台，也是历史的记录者。舆论引导的重任，注定要求传媒工作参预建设社会要从单纯旁观者变成探索者、鼓吹者、实践者，是在之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外完全脱离。同时，以一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来认识事物，从普遍的庞杂的民生状态中发现社会进步的脉络，也是对传媒工作更高的要求。但这也一定存在于探索、鼓吹、实践的过程中，并作用于这个过程。身在其中，思越其外。这就要求传媒工作认识社会既要深入其中实际，尤其要在此中与群众坚持、保持一种血肉联系；又要尽量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认识社会。传媒工作就要坚持整体的、联系的、变化的唯物论认识观，从社会建设整体的高度去认识具体的事物，发现变化的脉络、问题的症结、发展的方向，准确把握立场、分寸和理性；从社会建设相互联系的思路去认识具体的利弊是非，寻找解决问题关键节点和科学的度；从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变化的角度去寻找新的办法、思路，去适应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记录历史，兆示未来，推进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本身也得到锻炼、提高。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年全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8年，《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又创当年全国刊物发行量新记录，有力地推动了爱国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媒的技术手段和形式在不断变化更新，从文字纸质到电子手段，到电脑多媒体时代；传媒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展变化，也就是随着传媒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应该去传播什么？传媒价值在那里？如何去体现？这个认识和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将是传媒工作永远面临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传媒能否担当起这个重任？成为实现这一中国梦的鼓吹者、参预者、推动者，这也是传媒在当今中国的价值核心和努力方向。在这之中，《生活》周刊当年的探索和努力，以及它的舆论影响力和社会作用力的形成过程，依然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