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电竞·(中国)官方网站

　　泛亚电竞编者按：党的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把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全局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了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科研局、国际合作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央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理论界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将围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和基本经验，以及具体的对策与建议等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这里，刊发部分与会同志的论文摘要，以期引起更多的人们关注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资源与环境制约问题，其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不足；二是环境污染；三是生态退化；四是气候变化。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一系列国情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人口众多，人均拥有资源量低。人口国情是首要国情。任何一个总量庞大的资源，为众多人口所分都将变为人均份额很小的资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而自豪，但我们的国土近多半是生产能力较低或无法利用的高原、荒漠和戈壁，而生态环境良好、资源丰富、宜人居住的国土仅三成有余。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攻坚阶段，工业化正处于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重化工时期，城市化处于快速推进的中期阶段。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涌入城市，带来居住、交通和基础设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增量需求，并拉动冶金、化工、建材、电力和能源等重化工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自然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较严重，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将会产生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三，财政经济实力有限，环保投入强度不足。目前，我国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占GDP比例1％左右，环保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一些环保设备上马后开工率不足，垃圾综合利用率仍较低等。

　　第四，经济发展模式粗放，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冶金、化工、建材、电力和能源等重化工行业的单位产值能耗较高。这一方面说明这些主要耗能部门节能潜力较大；另一方面说明节能技术较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第五，环保观念意识有待强化，环保体制机制亟需转变。多年来各地出于发展的迫切性，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现象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尽管人们渴望蓝天白云、青山绿木、碧水甘泉，但对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还是予以宽容。

　　按照提出的要求，树立生态文明观，“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为此，需要开展以下研究工作：

　　一要积极开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基本规律。重点在产业生态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要积极开展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要为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立法工作、建立责任制和问责制等，提供理论支撑。

　　三要积极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科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多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密切合作，共同探讨，才能找出解决的良策。

　　四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全球视角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要不断扩大对外学术交流，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共同探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方略。

　　开展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应用，是一项意义重大而艰巨的事业。要真正把这项事业有效地开展起来，做出显著成效，需要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问题。尽管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理念、观点及其模式的实践效果好，但至今仍有许多人不了解生态经济学，或对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应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有些领导干部认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是专家学者的事情，是一般性的学术问题，与自己无关。殊不知，生态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每一次突破、升华，都会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产生飞跃，引发其行为方式、生产实践出现大的转折和变化，带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效益。要开创生态经济学研究和应用新局面，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大力开展生态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深入宣传普及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面向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应当紧密围绕党的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战略部署展开，探索、回答、解决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是生态经济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三是推进生态经济产业发展。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建设生态文明市县乡村等。要根据各地不同特点，为当地政府和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实行清洁生产，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四是加强学科体系建设。20多年来，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运用多目标分析、环境影响评估、系统优化、风险评价、绿色GDP核算、投入产出评价、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定量定向研究等方面，需进一步深化，以取得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五是政绩考评标准问题。我国正在探索、试点绿色GDP核算、考核标准和办法，这是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创新。这将为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防止和纠正“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指标”、“重短期绩效轻长远利益”倾向，确保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机制和杠杆。

　　六是增加环保投入。现在已经到了举全国之力，从财政、金融、企业、社会等全方位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的时候了。如何大幅度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尽快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应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七是生态经济研究与推进的平台建设问题。要把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宣传工作、推进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起来。在党政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法制等有关部门的作用，将研究与应用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真正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今天，我们讲生态文明，不是要求人类全面放弃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放弃自己的生产力，回到以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而是要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自然、探究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坚持在天人调谐基础上的发展。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自然界的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特别是要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不以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所开发利用为前提。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生态伦理上将“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有机整合、辩证统一起来。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主张人为主，其他万物为客。在实践中表现为占有性、功利主义、利已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结果是使人类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就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生态伦理形态，它要求不同伦理从分立走向整合，兼容平衡与发展两种取向，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中国传统天人调谐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模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即生态阈值。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

　　“十一五”期间，建筑节能将承担着我国全部节能任务的41%。进行节能目标与节能模式的“双跨越”式节能战略，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必然选择。

　　“双跨越”建筑节能模式：一是指节能目标上的跨越。通过全面推进建筑节能，到2010年城镇建筑节能率达到50%，其中各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率先实施节能65%的标准。开展既有居住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尤其是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大城市要完成改造面25%，中等城市完成15%，小城市10%。对于新建建筑，东部地区要实现节能75%，中部和西部也要争取实现节能65%。二是指节能模式上的跨越。坚持全面推进建筑节能和推广绿色建筑同步发展，逐步提高绿色建筑的比重。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公用建筑率先采用绿色建筑的标准规范。

　　第一，加强建筑节能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完善建筑节能法规体系。落实《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确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研究制定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建筑能耗统计、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等规章。二是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完成《节能建筑评价标准》、《既有建筑设备工程鉴定与改造技术规范》的制定和《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的修订。三是研究强化政策激励，形成鼓励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绿色建筑的财税政策体系。四是培育建筑节能服务体系。五是加强建筑节能机构建设，增强行政管理能力。

　　第二，落实新建建筑节能管理措施。一是强化新建建筑执行节能标准的监管力度，着力抓好新建建筑施工阶段执行标准的监管，做好《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建筑节能施工监督导则》、《绿色施工导则》的宣传贯彻工作。二是实行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落实《节约能源法》的要求，在修订《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做出相关规定。三是实施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强化施工阶段节能标准执行的监管力度。

　　第三，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规模化应用，促进建筑用能结构调整。完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标准，制定适用于不同气候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关键技术设计指南、施工关键技术指南、关键设备可靠适用性评估标准等。

　　全球地表温度在未来100年持续升高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切实落实好党的提出的“强化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要求，要坚持“两个依靠”，发挥“两个优势”。

　　一要依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快建立“政府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防御极端气象灾害体系和机制。首先，建立完善的极端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加快制定重大气象灾害的政府专项应急预案，特别是制定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台风、暴雨、大雾、大风等极端气象灾害的国家应急预案。其次，完善应急预案的启动机制。在灾害尚未发生或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或未造成大的损失之前，根据灾害预测评估，提前启动应急预案或紧急响应。第三，建立多灾种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快速有效的气象服务系统和气象应急管理体系，及时制作和发布早期灾害性天气预警，科学制订和实施防灾措施及应急预案，确保各类天气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到各级防灾减灾决策部门，实现气象服务覆盖千家万户。第四，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合、上下联动、区域联防的防灾机制。第五，尽快出台《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防御重大气象灾害中的职责和义务。

　　二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发挥防灾减灾的科技优势，加快建立科学防御极端气象灾害的机制。首先，着力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重点提高对台风、暴雨、干旱、沙尘暴、冰雹、大雪、大风、高温、霜冻、雷电、雾等气象灾害，以及洪涝、滑坡、泥石流、山洪、森林草场火灾等衍生和次生灾害的预报准确率。其次，着力做好灾害影响和损失预评估，提出有效防灾抗灾方案，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前组织和部署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第三，加大对大中城市、农村、沿海、重要江河流域、重要铁路公路沿线、输变电线路、主要战略经济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气象灾害监测网络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灾害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第四，加强科学规划和工程设计，充分考虑各种潜在风险。第五，各级政府应切实提高防范极端气象灾害的意识，增强应用预报预警信息及科技手段防御极端气象灾害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必须立足国情，从目前的发展阶段出发，实施节能优先、以技术替代为支点、能源来源多元化、国内开发与国际合作并重的国家能源战略。

　　1、节能优先战略。一是建立节能型的消费方式，以较少的能源消费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二是建立节能型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GDP降低能耗20％、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10％的目标。目前，生产用能占中国能源消费的近85％左右。能源供给不足将一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瓶颈。淘汰高耗能产业、发展节能型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综合利用，努力降低产业能耗水平，提高单位能耗效率是中国节能战略的主要方向。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健康的城市化。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集群，要以城市为依托，新型工业化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使能源消费整体节约。

　　2、技术替代战略。目前，我国多数产业部门耗能较高，在建材、建筑、冶金、电力、采掘、化工、汽车制造等主要耗能行业采用先进工艺装备和新型节能材料可大大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污染。应以更多的科技创新投入换取能源的节省和高效利用。

　　3、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泛亚电竞。既要在考虑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努力开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包括煤的气化、液化和煤层气资源开发，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等，又要大力发展水电，加快核电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

　　4、国际合作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立足于国内能源开发，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世界能源资源的开发，包括能源开采和能源利用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的中外合作，同时以制成品国际贸易形式出口能源，是中国实现能源供求平衡的选择。

　　5、改革先行战略。一方面要完善市场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能源资源的基础作用，加快能源资源税收、能源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形成有利于能源节约、反映能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另一方面鉴于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能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能源产地与能源消费地的关系。

　　从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变化规律看，环境的变化不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要解决这样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途径入手是难以奏效的。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现代环境管理必须是管理社会、管理经济和管理环境变化的三维管理。管理环境变化途径，是常规地治理和修复被污染和破坏了的环境。管理社会和经济途径，是调控社会经济行为的环境效应或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目的是减少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减轻管理环境变化途径的压力。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证明，如果仅仅依靠管理环境变化的方式，可能会改善一时一地的环境质量，但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无法从根本上和全局上改善环境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三维环境管理”的思路与目前国际上倡导的一体化环境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一体化”既强调了“综合”和“多管齐下”，即从改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影响环境的各因素和途径入手，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强调多种途径的统一协调和整体推进。

　　要实现我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现实转型，必须采取“一体化”的环境保护战略。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环境管理内容之外，“一体化”的环境战略还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政治领域，国际上倡导建立“环境良治”。而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点解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干部政绩考核、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及其环境保护责任等重大体制和制度改革等问题。第二，在经济领域，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要求各国建立可持续生产模式。在我国，正在推进经济增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新的经济模式，又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现有粗放经济活动的集约化和生态化改造。第三，在社会领域，约翰内斯堡峰会要求各国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而我们在倡导适度、合理消费的同时，通过信息公开和维护公众环境权益等方面不断扩大与加强。第四，在技术领域，主要任务是研发和普及两类技术：一是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二是低资源能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和低碳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第五，在文化领域，要倡导树立生态文明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伦理。解决“法律授权不足、体制地位不高、能力不够、有法不依泛亚电竞、执法不严”问题，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战略转型的新阶段。未来15～20年将是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大背景，我们的环境与发展迫切需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调整贸易和资源环境的关系。①利用贸易顺差，进口高内涵能源的产品和技术，缩小产品贸易不平衡和由内涵能源净出口增长所导致的不平衡问题。②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减少资源环境逆差。③优化加工贸易的区域结构布局，在促进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升级的同时，积极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引入环境友好型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促进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改善国内环境质量。④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投资贸易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履约和国内的政策法律监管，遏制有毒废弃物等非法交易。

　　第二，加强对跨国企业及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一是通过制度化约束加强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投资的环境和技术标准，树立绿色投资理念。二是制定外商投资产业的政策目录，实行FDI分类指导政策，依据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准、污染性大小及投资地区（东中西）的环境容量，分别实行禁止性、限定性或允许性的市场准入政策。三是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合资等国际合作方式获取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环境友好技术。

　　第三，加强中国在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中的参与，促进中国环境战略成功转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环境的重大贡献。对于我国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①深入推进各国际环境公约的履行，积极参与各项履约活动，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履约经验，建立完善相关的履约机制、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框架，利用公约机制保护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利益。②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制度构建，探索技术合作等新的合作方式。③增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提高国内相关政策法规的环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