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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亚电竞烟草消费对健康的危害已得到公认，但人们对吸烟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却认识不足。每年吸食的6.3万亿支香烟的副产品是含有苯、尼古丁、镉和其他几十种化学物质的过滤嘴（烟蒂）。据估计，所有过滤嘴中有1/3到2/3被丢弃在道路、人行道和绿地上。烟蒂垃圾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危害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但最近的研究和发现证明该等垃圾具有明显的全球影响。在澳大利亚，烟蒂一直是国家清洁活动中发现的最多的垃圾，虽然本文特别关注澳大利亚的情况，但也同时回顾了具有明显国际环境影响的资料。本文首先回顾了现有的关于过滤嘴组成和毒理学、清理成本、监管反应和关键政策参与者的文献。然后，本文利用现有数据描述了澳大利亚的烟蒂垃圾问题的规模，并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潜在补救措施。

　　烟草消费对健康的危害是公认的。据估计，每年有600万人死于烟草，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800万，本世纪将导致超过10亿人死亡（Mathers and Loncar ，2006；Jha， 2009）。人们对吸烟对环境的影响认识明显不足，并且对吸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手烟造成的健康问题上，据估计二手烟在非吸烟者中造成了60万例死亡（O¨berg等人，2010）。更广泛地说，过往对烟草生命周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研究是有限的，包括烟草种植和腌制、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处置（Novotny等人，2015）。然而，随着对森林砍伐、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卷烟制造和分销的影响以及烟草产品废弃物的处理等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吸烟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开始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直到最近，烟草产品废物受到的关注依然最少，但全球每年吸食约6.3万亿支香烟所产生的消费后垃圾包括约3000亿个烟盒，产生约180万吨废纸、玻璃纸、铝箔和胶水；以及数万亿个烟蒂，被扔在公路、人行道、公园和其他绿地上（Novotny等人，2009，2015）。

　　在某些情况下，对废弃烟蒂的潜在环境影响的讨论遇到了怀疑或简单的简化主义，即过于狭隘地关注当前研究的单一方面（Chapman， 2016）。然而，现实情况是，在每年消费的大约6万亿支香烟中，75%的烟蒂（4.5万亿支）被丢弃，相当于750,000,000至10亿公斤不可生物降解的醋酸纤维素过滤嘴，这些过滤嘴被注入了苯、尼古丁、镉和其他几十种从香烟中提取的化学物质（Proctor， 2012；Novotny和Slaughter ，2014）。

　　2012年对美国吸烟者的调查发现，74.1%的人至少丢弃过一次烟蒂，超过一半的人承认在上个月将烟蒂丢在地上，或丢在下水道或排水沟里（Rath等人，2012）。这些发现与英国和其他美国研究的数据一致（Rath等人，2012），但尚未厘清人们做出这种行为的理由。烟蒂比大多数其他物品更有可能被丢弃，最明显的原因是烧伤人身的风险，但也是因为吸烟者不知道如何处理烟蒂，以及吸烟者对丢弃烟蒂与其他垃圾的可接受性进行了区分（Smith和Novotny，2011）。烟草行业对吸烟者态度的分析显示，吸烟者不喜欢烟蒂，不管是在烟灰缸里还是被丢弃的烟蒂，对生态友好型香烟、反垃圾运动、便携式或永久性烟灰缸都不感兴趣，导致行业分析师得出结论：烟蒂垃圾的复杂心理使得难以确定任何可能改变行为的信息（Smith和Novotny， 2011）。

　　被丢弃的烟蒂，一个直到最近还被视为主要的审美问题，近期已被重新定义为一个经济和环境问题（Novotny和Zhao， 1999；Novotny等人，2009）。最近的相关研究包括分析过滤器的成分、毒理学和沥滤物；城市环境中的相关清理成本和污染；以及潜在的监管反应和关键政策参与者的策略。虽然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美国进行的，其中大部分是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但围绕相关环境影响的讨论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缔约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Javadian等人，2015）。

　　对于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来说，对海洋和海岸线生态、重大森林火灾威胁、清理成本以及在加州进行的研究中提出的围绕烟蒂处理问题的责任讨论的政策参与者的作用显然是相关的。虽然澳大利亚成年人的吸烟率已经下降到14.7%的历史低点（澳大利亚统计局2015年），但剩下的约260万吸烟者每年消耗约200亿支香烟，并将约70亿个烟蒂丢弃到环境中（Scolloand Winstanley， 2015），在过去的15年里，这一直是该国丢弃最多的物品（Clean Up Australia， 2015）。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废弃烟蒂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估，而其他地方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指导。本文首先通过对相关环境和经济成本、监管建议和关键行为者的文献回顾，强调了关键问题，并评估了与澳大利况分析相关的现有研究和数据来源。然后，本报告分析了潜在的法律和政策选择，为未来应对澳大利亚和国际上的烟蒂垃圾的环境影响提供方向。

　　香烟过滤嘴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一项创新，最初是为了防止松散的烟草进入吸烟者的嘴里（Smith和Novotny， 2011）。1950年，在美国销售的香烟中只有不到1%是过滤嘴，但随后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与肺癌有关，这促使烟草业重新考虑香烟的设计并增加过滤嘴（Warner， 2002）。相关的宣传重点是过滤嘴能够在不影响口味的情况下捕捉吸入烟雾中的危险成分，并导致了吸烟行为的巨大转变。激烈的积极公众反应意味着，到1960年，在美国销售的所有香烟中有51%是过滤嘴，到2005年上升到99%（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010）。虽然过滤嘴对健康没有好处，然而烟草公司成功地说服了消费者，他们现在可以免受香烟中危险化学品的影响。从机器测试中获得的早期结果表明，焦油和尼古丁的吸入量减少了，但机械测量与吸烟者消费香烟的方式有明显不同。滤嘴上的通风孔可以让烟雾在进入测试机器前逃逸，但是这些孔被吸烟者的手指遮住了，而且已经证明使用过滤嘴的吸烟者吸得更深以补偿过滤作用（Kozlowski和OConnor， 2002）。

　　过滤嘴不仅是烟草业对健康的欺骗，而且与风险的增加有关，因为基本可以肯定与吸食过滤嘴香烟有关的虚假的安全感减少了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导致吸烟者开始吸烟的次数增加，并推迟了戒烟的尝试（Stratton等人，2001；Warner 2002）。过滤香烟还产生了更多的、更容易上瘾的自由基尼古丁，吸烟者更深的吸入导致了癌症诊断的转变，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鳞状细胞癌被更具侵略性的腺癌取代，成为最常见的肺癌形式（Brooks等人，2005；Ito等人，2011）。

　　废弃的香烟过滤嘴含有烟草种植和香烟生产中使用的化学品的残留物，包括杀虫剂、除草剂、杀虫剂、杀鼠剂、砷、尼古丁、多环芳烃和重金属（Moerman和Potts， 2011；Slaughter等人，2011）。醋酸纤维素过滤器可以光降解，但不能生物降解，这意味着源材料最终会在水和土壤中稀释（Novotny等人，2009）。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废弃的过滤器会洗脱尼古丁；砷；重金属，包括铅、铜、铬和镉，以及多环芳烃（PAHs）（Moriwaki等人，2009）。砷、镉和铅被列入世卫组织的10种主要公共健康问题化学品清单（世卫组织，2016），而多环芳烃具有致癌性、诱变性和致畸性，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已将16种多环芳烃定为优先污染物（美国EPA ，2016）。这些发现被Moerman和Potts（2011）证实，他们将香烟垃圾描述为金属污染的点源，这些金属污染包括铝、钡、镉、铬、铜、铁、铅、锰、镍、锶、钛和锌。

　　从烟蒂浸入土壤和水中的化学品对环境健康的影响仍有待量化。然而，被丢弃到环境中的过滤器的数量（例如，海洋保护协会2015年报告），以及在水源中发现药品、农药和化妆品中使用的塑料物的残留废物，表明过滤器浸出物可能影响饮用水的质量，构成环境污染，并导致食物链中的生物累积，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Novotny等人，2015年）。

　　Register(2000)对淡水水蚤(水蚤)大水蚤的分析，是对烟蒂废物的毒理学影响的首次深入分析。将水蚤置于蒸馏去离子水中的烟蒂测试溶液中，使用美国EPA 1996年的标准化水生无脊椎动物急性毒性测试，发现每升烟蒂的浓度超过0.125个，或每两加仑（7.57升）水有一个烟蒂时，对水蚤会产生生物危害（Register ，2000）。虽然承认大水蚤在现实世界中暴露于烟蒂浸出物的确切水平尚待确定，但Register认为，这些结果还是 揭示了相关的暴露模式。随后的分析包括Micevska等人（2006）对费氏弧菌（一种在海洋环境中发现的革兰氏阴性细菌）和网纹蚤（一种淡水跳蚤）的研究，发现这两种生物对烟蒂浸出物的敏感程度不同，尼古丁和乙基苯酚是主要的毒理学化合物，不同的香烟品牌产生不同程度的毒性。

　　对大型物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Slaughter等人（2011）比较了不含烟草的未熏制卷烟过滤嘴、不含烟草的熏制卷烟过滤嘴以及由熏制过滤嘴和烟草组成的熏制烟蒂的浸出物对海洋顶斑鱼（Atherinops affinis）和淡水黑头鱼（Pimephales promelas）的影响。与Register一样，Slaughter及其同事使用了美国EPA 的标准急性生物测定法，发现所有三种类型的香烟垃圾都对海洋和淡水鱼类有急性毒性，残余烟草的毒性程度高于单独的吸烟过滤嘴所带来的毒性，而且吸烟会增加香烟过滤嘴的毒性。

　　最近，台湾的研究人员报告说，青鳉（又称日本稻田鱼，Oryzias latipes）的胚胎暴露在低浓度的未点燃烟草和过滤器的浸出物中，显示出心率上升和加速发育，而高浓度则导致心率下降、发育受抑和死亡率上升（Lee和Lee，2015）。研究过滤网浸出物对澳大利亚潮池蜗牛的影响时发现，在每升5个烟蒂浸泡2小时的浸出物浓度下，8天后，所有物种的死亡率为100%。较低的浓度会导致特定物种的死亡差异(Booth等人, 2015)。Roder Green等人(2014)测量了柏林城市供水中烟蒂渗滤液的毒理学影响，发现每个废弃的烟蒂有可能 “释放尼古丁的浓度高于欧盟定义的危险和有毒废物的阈值”，从而对城市水道构成重大威胁。

　　虽然还没有对烟草制品垃圾清理的经济成本进行全面分析，但根据估测和小规模研究，前述投资巨大，并且大部分由市级政府承担。美国每年的垃圾清理费用为110亿美元（Keep America Beautiful，2010），烟蒂估计占所有收集的垃圾的25-50%（Healton等，2011）。根据街道清扫和污水处理厂过滤系统的成本分析旧金山清理烟蒂的直接成本，发现整个城市的烟蒂垃圾的年度总“可回收”成本约为650万美元（Schneider等，2011）。

　　住宅和野外火灾造成了进一步的经济损失和重大的生命损失。虽然在过去35年中，美国由吸烟引起的家庭火灾的数量大幅下降（Hall Jr.，2013），但它仍然是导致死亡的住宅火灾的第三大原因。2014年，与吸烟有关的火灾造成325人死亡，775人受伤，估计损失略低于2.3亿美元（美国消防局, 2016）。

　　Smith和McDaniel（2011）对文件的分析表明，主要香烟制造商的策略是防止烟蒂垃圾成为社会对吸烟接受度讨论的一部分、避免监管以及 “确保香烟制造商不对香烟垃圾承担实际或经济责任”。然而，该行业也认识到，将责任完全推给吸烟者有可能疏远客户，而忽视这个问题则意味着漠不关心，这可能对公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为树立行业关注的形象，这些制造商对吸烟者进行教育，安装街道垃圾箱，提供个人烟灰缸，以及与包括 “美丽美国”在内的环保组织建立联盟并提供财政支持。

　　尽管合作倡议在废弃烟蒂的水平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他们对烟草业的报道往往是积极的（Smith和McDaniel ，2011）。类似的联盟也在其他国家成立，例如代表BAT、Gallaher和Imperial烟草公司的英国烟草制造商协会与 “维护整洁英国” 建立了密切联系（Rath等人，2012），而 “维护美丽美国”在巴哈马、百慕大、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都有附属机构，这些附属机构都与烟草业保持或者以前存在联系（Smith和McDaniel，2011年）。

　　McDaniel和Malone分析了BAT与英国保护科学非政府组织 “欧洲地球观察”的合作关系，研究了这种合作关系对环境组织的潜在影响以及对烟草业的好处（McDaniel和Malone，2012）。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BAT在1990年加入了地球观察的企业环境责任小组，并在1998年向该组织提出了建立更正式关系的建议。在对与一家领先的香烟制造商合作的道德影响进行内部讨论后，基于“对其自身整体组织使命的狭隘看法”， 地球观察接受了BAT的建议，并推迟公开该安排以保护其声誉。然而，地球观察组织确实向政策制定者和非政府组织社区宣传了这一合作关系，以换取BAT在1999年至2010年间每年约1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作者认为，这一联盟表明，烟草公司有能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包括那些参与看似无关的宣传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来促进烟草业的利益（McDaniel和Malone，2012）。尽管BAT对“地球观察”的财政支持后来被公开，但这种情况似乎仍然存在（地球观，2016）。烟草公司加入英美烟草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组织的举动证明了该公司在扩大与保护组织联系方面的能力泛亚电竞。在2001年至2015年的运作期间，除地球观察研究所外，英美烟草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组织还包括Fauna & FloraInternational和热带生物学协会。除了企业宣传（英美烟草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2011），该伙伴关系组织还在英国一家主要的日报上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将BAT描述为 “唯一一家在所有业务中评估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国际公司，并确立战略来解决世界各地的关键问题”（Beavis，2011）。

　　这种联盟是更广泛的烟草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例子。考虑到吸烟造成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许多人认为对社会负责的卷烟制造商的概念本质上是矛盾的（世卫组织无烟倡议行动，2003；McDaniel and Malone， 2012）。然而，Palazzo和Richter（2005）区分了变革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交易性的方法，在前者中，企业 “表明它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在后者中，企业公开自己遵守法律和道德义务，并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公平和一致的。他们认为，第二种方法仍然适用于烟草业，但正如Fooks和Gilmore（2013年）在分析BAT时所表明的那样，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可以被有效地用于反击行为批评，并通过抢先立法影响烟草控制议程。

　　1999年，Novotny和Zhao提出了一系列处理烟蒂垃圾的措施：加强现有废弃物法的执行；对烟草产品征收额外的税，用于生产和消费垃圾的环境清理；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建筑外提供处理设施；以及改善过滤嘴的生物降解性（Novotny和Zhao，1999）。随后，通过对烟草行业发布的文件对烟草行业战略进行分析，提出了潜在的补救措施，更明确地将处理卷烟废弃物的责任归于卷烟制造商。例如，Smith和McDaniel（2011年）认为，丢弃的烟蒂问题应该被重新规划为废物而不是垃圾。他们认为，垃圾使问题变成了处理问题；相反，废物则将责任的重点转向了生产者。

　　Witkowski（2014）对美国可能的法律补救措施进行了评估，结论是政府可以利用公害法，该法的前提是（公众）有权不受干扰公共权利的骚扰或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权利是不受被丢弃的烟蒂和不适当的有毒材料的影响。其他建议的方法包括使用州一级的危险废物法，以及基于香烟过滤嘴设计疏忽和烟草公司未能警告吸烟者相关环境风险的产品责任法（Witkowski， 2014）。

　　Freiberg（2014）主张先发制人的立法，而不是通过诉讼解决。他引用了201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提出的法案，禁止销售或分销任何含有一次性过滤器的香烟(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核心会议，2014)，以及2013年在马里兰州禁止不可生物降解的香烟过滤器。虽然这两项法案都被否决了，但这两项法案提高了这一问题的知名度，并可能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Freiberg还提出了更具体建议的可能性，特别是禁止所有含有化学双酚a (BPA)的产品，包括香烟过滤器和一系列其他消费品，或者对含有农药和有害化学残留物的产品实施现有限制。他指出，许多州已经通过了类似意图的法律，比如缅因州就限制了可能致癌的乙二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的使用（Freiberg， 2014）。关于监管的讨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产品管理”和“延伸生产者责任”（EPR）上。产品管理计划通常包括消费者和零售商作为受监管的一方。Lindhqvist (2000)将EPR描述为“通过使产品生产者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对产品的回收、再循环和最终处置负责，从而达到减少产品对环境总影响的环境目标的保护策略”，明确地将产品废物管理的责任放在了制造商身上。Barnes（2011）对美国EPR法规的回顾发现，32个州已经制定了涵盖汽车零部件、手机、水银恒温器、油漆和农药容器等消费品的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作为香烟废物立法的典范。然而，现有的环保法规各不相同，因此，虽然处理新车电池和轮胎是零售商的责任，但大多数其他废物是消费者的责任。他还指出，制定有效的法规，要求卷烟制造商实施收集、运输和安全处置废弃烟蒂的解决方案，将转移州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和行政负担。

　　Curtis等人(2014)建议将EPR、产品管理、污染者付费原则和预防原则结合起来制定法规。具体措施将包括禁止使用一次性过滤器、产品标签、对烟草业提起诉讼，以及对垃圾和垃圾收费。继Barnes(2011)之后，作者引用了先例，让零售商负责汽车轮胎和电池的消费后处理。这种多方面的方法将通过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分担对废物的责任，并将清理的经济成本转移到有毒产品的生产者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是烟草公司)，“预防、减少和减轻（烟草产品废物）的环境影响” (Curtis 等人， 2014)。

　　在国际政策层面，随地乱扔垃圾的规模使《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缔约方越来越意识到相关问题的存在(Javadian 等人， 2015)。Novotny等人(2015)建议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18条，即保护环境和人员健康。他们认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挑战烟草业及其既得利益的基本原则可以用来支持禁止一次性过滤器;诉讼和旨在收回工业不当行为和环境损害费用的经济干预; “创新、改进和执行新的和现有的环境法规和协议”，适用于烟草生产的各个阶段和消费后的废物 (Novotny等人，2015)。

　　虽然重要的法规尚未颁布，但可以从行业对旧金山对在该市销售的香烟征收每包0.20美元的垃圾清理费的反应来衡量行业的潜在反应。Freiberg(2014) 描述了烟草行业对该法规的失败的法律挑战，其挑战理由是该等税收未经授权；并且烟草行业通过对加州第26号提案的重大财政支持意图限制地方司法管辖采取类似措施 (Ballotpedia， 2010)。例如，一个由酒精、烟草、石油和商业利益资助的“前线组织”，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为“停止隐性税收”捐赠了175万美元以支持第26号提案的通过。

　　尽管吸烟率下降，但澳大利亚每年消费200亿支香烟，导致大约70亿个烟蒂被丢弃到环境中(Scollo和Winstanley， 2015)。2014-2015年，烟蒂是最常见的垃圾，每1000平方米有22个烟蒂(维护美丽澳大利亚， 2015)。据报道，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的清洁工每天收集1.5万个烟蒂，每年收集近550万个烟蒂(悉尼市，2016)，而墨尔本圣基尔达海滩200米的垃圾清理工作回收了5000个烟蒂，每米海滩回收25个烟蒂 (海滩巡逻队， 2016)。吸烟也是澳大利亚火灾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2010年的法规要求所有销售的香烟都具有降低火灾风险的设计特征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2016)，但仍有7%的森林火灾是由丢弃的烟蒂和火柴引起的(澳大利亚统计局，2006)。对此问题，政策回应是有限的。《关于海洋垃圾对脊椎动物海洋生物影响的威胁缓解计划》的背景文件(澳大利亚政府，环境、水、遗产和艺术部，2009年)是少数几个政府计划之一，旨在解决垃圾问题带来的潜在环境危害。虽然该文件将烟蒂列入有害海洋垃圾清单，但目前的监管重点是对垃圾的更广泛定义，尤其是塑料垃圾。在州一级，新南威尔士州的《2001年废物避免和资源回收法》规定了类似于已经讨论过的EPR计划。新南威尔士州环保署作为澳大利亚其他司法管辖区协调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共同）制定国家产品管理要求(新南威尔士州环境保护署，2015)。如果成功实施，如果国家EPR计划有意地要求卷烟制造商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则可能构成有效的监管回应。然而，目前的政策继续侧重于处理基础设施和吸烟者教育。

　　先前的研究表明，烟草业影响围绕垃圾和责任的政策辩论的努力，如上所述，已经扩展到澳大利亚(Smith和McDaniel ，2011)，对澳大利亚烟草公司和环境组织的年度报告，提交和网站的初步分析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联系。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由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BATA)于2003年建立的“烟蒂不恰当处置信托基金”。查普曼（2006） 对该信托分析发现泛亚电竞，该基金专注于教育活动，四年间BATA的启动资金中为280万澳元。

　　BATA仍然是该组织（2009-2010年更名为澳大利亚无烟蒂组织）的主要资助机构，尽管它在2012年1月已被维护美丽澳洲（KESAB） 环境解决计划收购（澳大利亚无烟蒂组织，2016年）。该公司在2012年向国家环境和水常务委员会提交的《包装影响咨询条例影响声明》中指出，自2002年以来，BATA“对信托基金和其他减少烟蒂垃圾倡议的直接财政贡献”已超过500万澳元(BATA， 2012)。澳大利亚烟草业与KESAB之间正在进行的其他伙伴关系和赞助在最近提交的其他文件和报告中列出(BATA， 2012; KESAB， 2015a, b)。这些项目的有效性受到了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的质疑。早在2006年，在一份关于扩大生产者责任的报告中，就指出“目前由卷烟制造商资助的活动的影响并没有减少烟蒂乱扔”(新南威尔士州环境与自然保护部，2006)。

　　另一个潜在的研究资源是澳大利亚包装公约，这是政府和行业于1999年发起的自愿协议，旨在通过改进设计和生产过程以及增加废旧包装的再利用和回收来寻找解决方案，以尽量减少包装废物对环境的影响(澳大利亚包装公约，2011)。BATA、澳大利亚帝国烟草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有限公司是该协议的900多个签署方之一，并提交了行动计划和年度进展报告，强调了教育、烟蒂处理基础设施和对KESAB进行行业捐赠的必要性 (BATA, 2015; Imperial烟草澳大利亚，2015)。向澳大利亚包装公约报告也为该行业提供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例如，菲利普莫里斯有限公司强调它“不将烟蒂归类为烟草产品包装的一部分”(菲利普莫里斯有限公司，2010)。

　　然而，该公司利用其向公约提交的年度报告提请人们注意，它与竞争对手公司共同发起了烟草工业产品管理倡议，该倡议于2014年与国际回收组织Terracycle的澳大利亚分支机构(Philip Morris有限公司，2015)合作资助了烟蒂回收项目。与其他国家的计划类似，澳大利亚人被邀请将收集到的烟蒂用后付费标签寄给Terracycle，该公司每公斤烟蒂捐赠2美分(每公斤2美分)给捐赠者选择的学校或慈善机构(澳大利亚工业机械制造, 2014; Terracycle, 2014)。2015年12月，行业资金在没有公开解释的情况下被撤回，当时该计划在两年内收集的1050万个烟蒂(清整澳大利亚，2016)在每年约70亿个被丢弃到环境中的烟蒂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

　　Smith 和 McDaniel (2011)认为，环境组织与烟草业之间的这种联系给控烟界和其他倡导团体带来的教训是，应寻求与基于“减少、再利用、再循环”关键环境原则的组织结盟。对于研究人员和倡导者来说，加州公共卫生部的减少烟草制品废物工具包(Novotny, 2013)是一个有实用价值的起点，它提供了关于建立伙伴关系的有用信息，以及相关科学、估算清理成本的方法、制定政策应对措施和开展宣传运动。

　　尽管澳大利亚有证据表明废弃烟蒂的潜在影响，但仍有必要进行类似于其他地方开展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毒理学、对广泛和生物多样性的海岸线和野生动物的环境影响以及政策过程方面。

　　环保组织似乎是控烟界开展此类研究活动的天然合作伙伴，但由于证据表明一些环保组织与烟草业之间存在关系，使得确定潜在的盟友成为一项复杂的任务，同时需要将烟草业纳入对可能的政策回应的研究中。上述分析指出了一些可用于此类研究的资源，包括烟草业文件、向政府机构提交的文件、卷烟制造商发布的年度报告和宣传，以及环保团体制作的类似材料。这些资源是烟草业战略的潜在宝贵信息来源，可以引导政策就如下问题进行讨论：总体上无效的处置基础设施、公共教育规划和广为宣传的清理活动，这些讨论通常是与环保非政府组织一起进行的。

　　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全国吸烟率较低，但每年约有70亿个烟蒂被丢弃到环境中。这不仅表明了在人口较多、吸烟率高得多的国家，烟蒂垃圾的规模和潜在影响，而且突出了上述研究方向的明显的国际化应用方向。